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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海瑞的诗论

林冠群

    提起海瑞,人们都知道他是封建时代天下第一清官。“海青天”的美誉使后人想到的大多是这位出生于海南岛的明代官员那些清廉为政,刚直不阿,体恤民情,为民做主,抑制豪强,不畏权势,敢于冒死向皇帝进谏等不朽的政绩和光辉人格。正因为这方面的声誉震烁古今,盛名之下,后人很少关注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海瑞不仅会写诗,至今仍有二十多首表现不俗、颇具特色的诗篇传世,而且对于诗歌的创作与教化作用,还留下了他自己独特的论断。从他的诗论中,我们可以深入地理解海瑞的思想意识、美学观念,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位“清官”的个性化的认识。
    像海瑞传世不多的诗篇一样,他的诗论也不多,主要集中表现在他写的《注唐诗鼓吹序》一文中。
   《唐诗鼓吹集》据传为金代元好问编集的唐诗选本。所谓“鼓吹”实含有宣扬推广,引为范式的意思。集中选了中、晚唐诗人的近六百首七律,这与清代金圣叹选批的唐诗规模差不多,用意也相仿,都向往于中晚唐近体七律的精巧雅致,意蕴深婉,清新脱俗,所以李商隐、杜牧、许浑、陆龟蒙、韦庄等都是入选的主要对象。此书面世后,注者甚多。元代就有郝天挺的注本。郝天挺是元好问的学生,据此断定元好问为该书编者,应无疑问。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有广东新会人廖炳文注的《唐诗鼓吹注解大全》问世,此即海瑞为之作序的注本。据《民国琼山县志》载,廖炳文(字锦台)于明隆庆末至万历初曾任琼山县教谕,这期间正值海瑞因得罪权贵豪强被迫离职“候选”在家,所以廖炳文有机会登门请他作序。海瑞为廖炳文作这篇序文是非常认真的,对于文章的内容、观点也非常满意。他在《张事轩先生漫稿序》一文中说:“不佞生平翰墨,惟序《唐诗鼓吹》一,及拙稿《备忘集》二,并先生《漫稿》而三焉。”这就是说,他将这篇序文看作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三篇文章之一。但后人对整个《海瑞集》的评介似乎还未有人论及这三篇文章,特别是这篇被他排在首位的《注唐诗鼓吹序》。这或许也是因为海瑞在政治方面的名声太大,人们不大重视他的诗歌的缘故吧。现在让我们看看海瑞在此文中所表现的观点与内容。
    文章的开头,海瑞以惯常的道学文章程序,首先站在“为先圣立言”的角度,阐述诗的产生及其教化功能。他说:“古代的圣帝明王们要培育人才,今天考察起来,一般都是以‘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起作为教材的。犹以《诗》教为首。”为什么同是以“言传”为主的教材,却将《诗》摆在首位呢?海瑞提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看似普通却又并有深意的话题。海瑞借此深入到诗的本源。他说:“人这种生物,禀受着天地的精华灵气,而语言文字正是人身上天地精华灵气的表达、发明。语言文字简约精练形成诗的表现形式,可以见出其内在的意蕴和外在的风采、韵致。天地的精神灵气正是通过诗这种形式突显出来的。这种由诗突显出来的精神灵气能够感动人,引起事物的变化。”这样的认识明显就是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天道”“天理”说,从唯心的角度认识诗的感化作用。朱熹在《诗经传序》中说:“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受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在这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海瑞的这一段“诗论”概不出程朱理学的范畴,但也有区别。首先,为什么会有诗?朱熹给出的解释是由人的性情所致,这是比较直观的、符合美学本质的一般解释,容易理解。而海瑞的“诗论”却沿着这一思路作进一步的升华,将诗的生发提高到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他认为人“禀天地之精”,而语言文字正是这种“天地精神”的独特表现,已经将人从动物的层面剥离出来了。但人从天地而来,自然仍具有与动物同一的机缘,《周易·系辞》中有两句话:“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这就是说,天地之间,万物生生不息是永恒的常态。呵护这种常态,不加干预是天地的大德。道家对此的认识就是人应适应自然,吸天地之精华以荣养生命,体会天地之大德,与万物共生灭,同时又因人能“禀天地之精”由此又生出一套关于精气神的“修炼”真言:“元神见则元气生,盖自太极既分,禀得这一点灵光,乃元性也。……肾为精府,精至直引精华而用之……”(引自《南宗圣典》)由此可以看出海瑞的“诗论”已经渗透到道家的精神境界里。另外,他认为诗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约而为诗,不多言而内见蕴藉,外着风韵”故而能“动物感人,变化因之。”这种对于简约、蕴藉、风韵的理解,就是接受了自宋以来以禅悟作诗的所谓性灵、空灵的诗说。这种诗论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主张诗不能太质实,太板定,而应该写出灵性,写出一种“若有若无,可望而不可即”的空灵境界,也就是诗要有“神韵”,要体味那种“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快感。如此看来,海瑞的这一段开场白就好理解了。他的诗论本质上是植根于程朱理学的心性说的,但又包容了佛道之间的“空灵幻化之象,有无相生之形”,以此来表达他对诗歌性灵派的赞同与发挥。
    接下来,海瑞介绍了为廖炳文(锦台)作序的缘起,借此强调诗歌对于文章的重要性。本来孔子已经说过“不读诗,无以言”,但海瑞在此更进一步,说:“使之文不为使之诗,文且可以为全乎哉!”意思是“让人作文而不让作诗,那文章还能算全面吗!”这正是“不写诗,无以文”了。所以儒者习文,以文治国,少不了诗。海瑞想强调的正是这点,所以他特别以科举考试的内容为例,批评自宋代起(其实是自王安石变法起)科举考试取消诗赋内容的做法。北宋自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中取消诗赋一项,加入了他自定的“三经新义”。明代承袭宋人的做法,也取消诗赋一项。海瑞认为这在选拔人才方面是一个缺陷。他说:“夫宋一代抡士,用时义策论,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则以诗赋。……余谓同一文章取士,如以其文而已,兼唐及宋为得。我朝之阙,亦宋人之阙也。”他赞成唐代以诗赋考取进士、选拔人才的做法,并肯定唐人的做法是有成效的,明代的不足也就是宋人的不足。其实,海瑞这段话的另一个意思是肯定唐人以诗赋取士因此促进了唐诗的成就,这也就是他肯为廖炳文的《唐诗鼓吹注解大全》作序的原因。为此他还特别奉承廖炳文几句:“前人之注《鼓吹》多矣,章铨句解,究其事之所自来,探其意之所含义,较锦台不及为甚。”这就是说,前人注解《唐诗鼓吹》远不及廖炳文详尽。但清代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对此却认为廖注超不出郝注的水平,不过各有所长而已。海瑞一生不以诗名世,作诗也不多,但在这篇序里却如此看重诗的意义,应该归结为他对诗的独特的理解。这一点,序的下文就有了明确的表白。
    海瑞接着提到明代有名的理学家陈献章(字公甫,世称白沙先生),因为廖炳文也是广东新会人,与陈献章同乡。
    陈献章与吴与弼、薛瑄、罗伦、庄昶,并称为明代中叶的“理学五贤”,尤其在岭南声名更着。这些理学家,其实也都是些饱读诗书的大儒,所谓“天理”“性命”之余,也不妨以诗言志,以诗排遣,甚至“以诗言理”。而陈献章的诗又更有特点。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他的诗:“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静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弥。至今毁誉亦参半。”又引明王世贞对陈的评价:“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法与体与题之外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白沙集》)纪昀的评点的确准确地说出了陈献章学术的特点。他的静坐心悟说近似于禅学,他的诗则既有高妙不可思议者,也有鄙俚粗俗者,所以学界既有人赞亦有人批。看来,海瑞对于他还是欣赏的,所以此文中特借廖亦新会人的缘由提起他,并引用他的一首诗荡开话题。
    海瑞说:“昔公甫陈先生讲学白沙,天下企仰。其品题以前诗人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有别传。向来称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学诗非杜,人卑其诗,未有许可及康节者,乃公甫又若于康节独推焉。”海瑞引了陈献章《随笔》六绝句中的第六首,说杜甫是诗中的圣人,而宋代的邵雍(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也有特别值得人传诵的地方。后世所谓的作家们,很难有能兼及此二人妙处的地方。海瑞认为陈献章能将邵雍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这是非常独特的见解。因为自唐代以来,学传统诗词的人都以杜甫为最高的标准,诗人不学杜,人们会看不起他的诗。但从未有人赞许邵雍的诗,更不用说将他与杜甫相比,公甫陈先生却这样做了,这真是够奇特的了。这到底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
    海瑞的观点是:杜甫的诗,总体上看是以爱君忧国为主题。而且诗兴的感发都是个人处于位卑言微,不得志于时的境况下,因此他所感叹时事光景,遭遇流离失所的诗歌境界确是千古一人。但是若论放眼哲理的宏深领域,胸中能参悟造化之机,于静观默想中体会天地人之妙境,杜甫能做得到吗?海瑞认为杜诗缺少的正是这种玄妙的境界,而这正是邵雍、朱熹等辈哲学家所擅长的。陈献章之所以赞许邵雍正是要宣示这种观点。海瑞甚至认为,若仅凭文采生动,穷困失意,不被重用,如此种种都不用说了,就那忧国思君的“拳拳之念”,在邵雍看来也不过是微贱不足道的低鄙意识。为了说明这点,海瑞还特地引用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一则趣闻,说的是北宋时有个进士许洞,他曾约了当时著名的九位能诗的僧人一起作诗,许洞规定所做的诗中不得出现“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禽鸟日星”这些字眼,九位诗僧一听有这规定,无从下手,只好搁笔。海瑞借此比较说:“夫天光物色,亦一时之触尔。本真在我,因触而悦,故亦因触而诗。假若周、程、张、朱,有洞之约,性真之悦出之矣,无待于外,能困之乎?”这话的意思是,那些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的“天光物色”,不过是人心境外的一种感触而已,对这些“物色”的体会与感触源自于人自己的内心(即“本真在我”),那九位诗僧之所以离开“天光物色”就不能作诗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源自内心的想象与感悟(即“性真之悦”),所以对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心性理学大师来说,许洞之约难不倒他们,心性理学大师完全可以凭借内心的感悟,不用假借山水风云等“外物”也可做出诗来。海瑞借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像杜甫这样的诗圣,除开他的那些“忧国思君”之作,缺失心性理学大师的“性真之悦”,他也会像那九位诗僧一样做不出诗来的,还能成为“诗圣”吗?陈献章一生主心性之学,是宋代程朱理学向明代阳明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明史》称他的学问“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正”。他从心性学的角度推崇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无疑是另辟作诗和赏诗的蹊径,跳出传统的观点了,而海瑞非常赞成他的观点,甚至不惜贬抑“诗圣”杜甫。
    陈献章的学术,主张静坐澄心,实际上承继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包容禅宗与老庄之学,“坐禅内省”的功夫很明显。海瑞尊崇陈献章,所以又引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观点为陈献章的诗论作进一步的解释。严羽的《沧浪诗话》有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话正是古今诗论中“性灵”“神韵”说的滥觞。海瑞特别提到其中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及“羚羊挂角”二句,其意亦在“方之妙悟禅道”,作为性灵、禅悟的比喻。海瑞又特别提到一位反对这种观点的万履庵,以万履庵的不解性灵、禅悟来证明陈献章的正确。万履庵名万士和,《明史》有传。万士和师从明代号称“唐宋派领袖”的唐顺之。唐顺之主张“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文编序》)论诗却推盛唐。但到了晚年却一改前期的主张,似乎作文做诗也不必拘泥于法了。他曾经提出的诗文应“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及“开口见喉咙”等主张在当时的文人中广为传诵,颇具影响力,而这种主张的核心已经接近于“性灵”“神韵”之说了。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的“本色”论,以诗人的道德人格作为第一要素,他曾以陶渊明与沈约作比较,认为陶虽不较声律,却本真自然,沈虽于诗法“用心最苦,立说最严”却是“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为什么呢?唐顺之认为这是因为“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以上见唐顺之《荆川集》卷四《与茅鹿门主事书》)唐顺之在这里所说的“本色”实际上是程朱理学所强调的克制人欲的精神境界。他说“人心存之,不过天理人欲之消长,而理欲消长之几,不过迷悟两字。然非努力聚气,决死一战,则必不能悟。”(《荆川集》卷四《答王南江提索书》)显然,这完全进入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了。海瑞提到万履庵,又特地提到“荆川唐子,履庵之师也”,以唐顺之晚期以心性理学为尚的诗文主张来再次证明履庵之误。履庵推崇唐诗,鄙薄严羽的性灵禅悟说,海瑞却力挺严羽之论,他认为严羽的性灵说是对的,“水月镜像”之喻,并非荒诞,而且诗在作文过程中每有“曲畅旁通”的润色作用,文章到了拘泥枯涩时,诗能调和起兴,“乐而兴济之”,使文生妙意。他认为陈献章之所以推崇邵雍以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达观入诗正如唐顺之后期也称道理学、心性一样,都是与性灵禅悟说相通的。为此他反对万履庵在诗的见解上扬唐抑宋的看法,认为唐诗与宋诗都一样的有成就,各有千秋。所以他说:“欲定说于沧浪、履庵之间,仿佛二妙合去取焉而未之及。”意思是:若定要在严羽与万履庵所各自代表的观点之间分个高下,仿佛杜诗与性灵诗所达到的妙处不能共存,必须去其一,这就是见识所不及了。海瑞最后表明:杜诗所代表的写实主义与严羽所提倡的性灵、禅悟说不应该是对立的,他甚至相信后世作者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创造出比“二妙”还要高超的诗篇来。这种“文学进化论”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不过,总的来看,海瑞虽主张性灵说,主张诗有别材,诗有别趣,能像道学家那样在更空灵、更深邃的想象空间里道出发人深省的妙句,但他的现存诗歌中却难发现达到这种标准与水平的作品。如《游蜂叹》(《海瑞集》作《游峰叹》,误。)、《玄鹤篇》、《乐耕堂》、《赠萧珏》等诗,能让读者觉察出一股超尘出世之想,但其本色依旧是朴实无华,离群不偶,刚正典直,让人顿生“诗如其人”之感。
    看来,海瑞的诗学主张正是他想达到的一种清高纯真、空灵奥妙境界,但严羽的性灵禅悟说,作为一种审美的感悟是可以把握和感知的,若硬要将其规范为一种作诗的方法与标准,却又是虚无与荒诞的,这一点,前代的文学批评家们早已经提到了。而且,就海瑞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诗学主张,将严羽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和理学家如陈献章等辈所主张的理趣妙悟相提并论,似也有明显的抵牾与罅漏。因为严羽的话分明在说:诗自有独特的审美标准,搬弄不得学问,发挥不得义理,于学问义理之外去求诗才能见出诗的“别材”与“别趣”。所以若认为邵雍、陈献章等辈理学家所擅长的是将义理与学问精巧地纳入空灵与妙悟的表现手法中,这才是值得肯定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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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18548次 更新时间:2015-06-30 10:49:57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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