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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理来湘调研:打造党史和党的理论研究“航空母舰”

华声在线4月11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吴义国)4月8日至11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陈理来湘考察党史和文献工作。陈理一行先后考察了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湖南党史陈列馆和长沙党史陈列馆等地,并与部分市州党史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湖南各级党史部门机构改革情况,探索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的新路子。陈理指出,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陈理强调,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讲政治讲大局,正确认识到改革是为了党的事业长远发展,党史部门的改革有利于建设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高端平台。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要充分利用湖南党史资源丰富的优势,统筹各方力量,努力做到有为有位, ﻪ努力打造党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航空母舰”。近年来,湖南党史系统充分整合湖南党史资源丰富的优势,先后推出资政、人物、抗战、长征、回忆录等专著20部(本),启动《湖湘红色基因文库》编撰工程,利用湖南党史陈列馆等讲好湖南故事,在铸魂补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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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魏海生一行 调研甘肃党史工作

2019年04月19日16:3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4月11日至14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魏海生一行5人到甘肃省兰州、酒泉、庆阳等市调研党史工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李沛文,省委副秘书长王春江会见了调研组一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正平、副主任韦思军及市县党史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考察。4月12日魏海生在兰州调研座谈会上讲话4月12日刘正平在兰州调研座谈会上做汇报4月12日,在兰州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刘正平首先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调研组一行到甘肃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并就甘肃省党史部门机构改革情况、落实加强地方党史工作情况、以及面临困难及工作建议等三方面作了重点汇报。兰州、定西、白银等市、县区部分党史部门的负责人,紧扣调研主题,分别汇报了机构改革后各级党史部门的基本情况,并就做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提出意见建议。魏海生听完汇报后对甘肃党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党史工作者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党史工作主责主业,扎实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党史正本编写、党史资料征编、党史纪念活动和党史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充分履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职能,在甘肃工作大局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魏海生就如何做好甘肃党史工作提出5点要求。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定“四个自信”的高度,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甘肃党史工作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开创甘肃党史工作新局面。二要牢牢把握“党史姓党”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突出政治属性,把讲政治的要求贯彻党史和文献工作始终,确保党史工作“姓党、为党、护党”,牢牢守住党史工作的阵地。三要聚集主责主业,积极担当作为,在服务甘肃省委中心工作和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中彰显党史工作的地位、价值和作用。要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等重大时间节点为引领,围绕重大党史事件,统筹谋划工作,编写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开展重要党史纪念活动,开展党史学习宣传教育,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形成品牌,多出成果。四要进一步夯实党史工作的基础,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教育提供有力保障。要高度重视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建立和完善党史和文献资料大数据库。五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人才队伍。要培养深厚的党史情怀;培养“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护党”的意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做好党史工作的看家本领;培养优良的工作作风,甘于奉献、甘于寂寞,多出优秀成果;培养积极进取的心态,充满激情、充满热情地投身党史和文献工作;培养风清气正的党史文化,加强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团结协作,形成大党史工作的良好格局。要建立和完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让优秀党史人才安心工作、建功立业。调研组参观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调研组参观邓宝珊故居调研组参观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调研组参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调研期间,魏海生一行在兰州实地考察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邓宝珊故居。在庆阳市,魏海生一行组织召开了庆阳市县党史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并考察庆阳党史工作。调研组考察了华池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情缅怀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高永中在华池县一同调研。调研组还考察了镇原县党史工作,并深入到对口扶贫点郭原乡毛庄村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看望了在镇原县挂职扶贫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6名干部。在酒泉市,魏海生一行调研了“铁人王进喜干部学院”和“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参观了老君庙一号井旧址。他对酒泉市充分挖掘利用本地红色教育资源,大力弘扬“铁人精神”,打造创办铁人干部学院,使其成为甘肃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大“铁人精神”研究、总结宣传、交流研讨的工作力度,多出优秀成果,使“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和“铁人王进喜干部学院”真正成为研究、宣传“铁人精神”的中心和阵地。(省委党史研究室 范兵香)来源:甘肃党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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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调研组来我市调研

2019年04月18日10:41       来源:庆阳网本报讯 (记者李彬)4月13日至14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魏海生带领调研组前往镇原县郭原乡毛庄村、镇原县委党史办和华池县南梁镇,对我市党史和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进行了调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巡视员班永杰、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韦思军一同调研。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高永中在华池县一同调研。市委副书记周普生陪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党史工作和部分县区党史部门汇报发言后,魏海生指出,在庆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党史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党史研究和党史著作编写、宣传教育、资料征集等重点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真正发挥了党史部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魏海生要求,庆阳市各级党史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增强做好新时代党史工作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充分挖掘庆阳丰富的红色资源,以重要时间节点为引领统筹谋划党史工作,在服务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彰显党史工作者的价值。要夯实基础,建好队伍,引导党史工作者培育深厚的党史情怀,“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护党”的政治意识,甘于奉献、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党史工作者队伍,为庆阳党史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原载:《陇东报》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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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以党的历史上的重庆谈判为例图为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新华社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方法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对增强和提高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与挑战,积累了许多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宝贵经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的重庆谈判就是其中一例。深入剖析此范例,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做好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谈不谈谈不谈?是谈判者对谈判所面临形势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并对谈判结果进行预测研判后,作出的行为选择。抗战胜利后,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使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路上去;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首先从重庆谈判开始。重庆谈判也成为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重大风险考验。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去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面对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我们党谈还是不谈?面对蒋介石发来的邀请,毛泽东去还是不去?这件事对时局、对人心、对国内外舆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党要作出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面临的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8月14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时,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复。在此后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16日给国民党复电。20日当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动。22日给国民党复电。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24日给国民党复电。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初步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最后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对谈判是如何决策的呢?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今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形势下,不谈不去就会输理,就会中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国民党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绝和谈,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前往谈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压力,诱逼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并争取时间部署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谈判决策的英明果断,由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使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落空。我们党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动仗,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获得了和平民主的好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谈什么谈什么?是谈判者在谈判中要涉及的内容,其强调和突出的是谈判的主要事项和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一般而言,谈判双方都会在谈判中设定一个争取的高线和坚守的底线。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重庆谈判从次日开始。按理说,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成行。虽然,国民党没有谈判方案,但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很快确定了“对毛泽东来渝的方针”,并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商谈中提出了谈判三原则,对这次谈判定了调子、划了框子。其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三原则是: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方针和原则是要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不允许解放区中共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存在。9月3日,中共代表团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但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均予以否定。经过斗争,在一些方面取得接近意见。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要作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从9月12日起,涉及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整编,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周恩来重申,中共现在的120万军队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分期实施,在自行缩编后仍驻现在解放区;中共控制的19个解放区,建立的民选政府,国民政府应予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全国军队缩编,中共军队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2个师,其驻地由“中央”政府确定;对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荐相关省市政府人选问题,则以有悖政令统一为由,加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根据商讨的意见在谈判中提出,可将我军队数目减少。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军队驻地可分两步在11个地区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拒绝。9月21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否则谈判将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要破裂,还要讨论。由于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谈判方案,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4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于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最终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做团结争取工作,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政府代表赞同。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以供讨论。同时,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渝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0月12日由国共双方正式公布。会谈纪要共12项,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形成了一致意见的内容,即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第二种形式是各自表述的内容,主要是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军队整编问题等;第三种形式是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内容,即受降、遣俘、改编伪军问题等。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至此,由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出面参加的国共两党谈判宣告结束。重庆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谈判是有成效的。毛泽东在返回延安的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经过。他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当然,“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重庆谈判时也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谈怎么谈?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其复杂的问题。古今中外所有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等谈判,一类是非对等谈判。两类谈判都需要斗智斗勇,尤其是非对等谈判,不对等一方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更需要有超出对方的智慧和勇气。重庆谈判就是一场非对等性的谈判。谈判在桌面,抗衡在桌下。谈的是政治,抗衡的是经济军事。牵一发在重庆,动全身涉及全国。博弈的是智慧、信念、意志、决心和力量。重庆谈判历时43天,经过了普遍交换意见、针对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三个阶段。这43天,是高度紧张、激烈斗争、开展广泛统战工作的43天,也是国内外舆论联动、前方后方互动、军事政治相互配合的43天。所以,回顾谈判的形式和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丰富多样且惊险生动。(一)谈判在两个层面进行。虽然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其实蒋介石同毛泽东直接商谈次数并不多。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会见张治中、蒋介石,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直接商谈。9月2日、4日、12日、17日、10月9日、10日,毛泽东同蒋介石又进行了6次直接商谈。10月11日晨,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前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谈判中进行具体磋商的人员,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的内容大多属原则层面,一般问题和具体事项由其他谈判人员磋商。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从9月4日正式开始,共进行了12次。(二)谈判的前方和后方。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为加强新形势下对军事斗争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后来,毛泽东在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在谈判期间,前方后方互动,前方谈判的情况及时向后方通报,中共中央又及时向前方提出建议,将谈判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进行通报,并对全党全军的工作作出部署。在谈判开始和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3次通知和通报。在9月26日的通报中,最后特别向全党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谈判情况的电文。会议根据刘少奇建议,决定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讲讲时局、谈判经过及方针,使各级组织及干部有精神上的准备。(三)谈判中的统战工作。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程潜、戴季陶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要放弃和他们的接触。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驻华使节,还有日本反战作家、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士兵,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举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国外友好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四)谈判时利用媒体宣传造势。在谈判紧张进行之时,张澜建议:“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采纳了建议。后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为配合谈判,中共代表团就宣传方针问题向中央发去电报,提出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通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9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还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介绍中共和平民主主张。(五)谈判时的军事支持。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山西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30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电报中指示:“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为促进谈判,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我晋冀鲁豫军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5万余人,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其实在谈判前,毛泽东就已经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8月25日,当毛泽东在送别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回太行时就说:“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重庆谈判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底线思维至关重要什么是底线思维?如何理解和把握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思想方法。从底线思维来审视重庆谈判,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战略远见和政治定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采取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可能时,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并在坚持自卫战争的前提下,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坚决回击。当国内和平民主遭到破坏,我们党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在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主动地位。抗战胜利前,早在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就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任务。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演讲还揭露了蒋介石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己,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一些根本性问题作了准确预判。他说:我们要求的条件,“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8月30日,毛泽东访问张澜时,张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这一判断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证明。重庆谈判结束后,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重庆谈判,我们党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是有战略谋划的,也是保持了强大政治定力的。(二)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敢于斗争的勇气。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时,毛泽东说:“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我准备坐班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当天,在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人去重庆谈判时,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要求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存在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理。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强调了斗争精神,强调了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蒋介石实行的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策略,我们党对此高度警惕,也采取了一系列对应的立足于“打”、争取“和”的战略策略。党内做好工作的交接准备,在重庆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制造舆论给予揭露和批评,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等等。10月17日,毛泽东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历史表明,胜利是靠斗争取得的,团结是靠斗争得到和巩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牢牢守住底线。坚持底线思维,要划出底线,要坚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动摇。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把握和运用了灵活机动的原则和方法。在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要内外配合,军事政治并用;要作适当让步,不使谈判破裂;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重庆谈判一结束,在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当国民党反动军队举起屠刀时,我们党领导人民也拿起刀枪,英勇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和屠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重庆谈判虽已过去70多年,但我们党防范化解其带来重大风险的经验,给我们今天以重要启迪。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千头万绪,在做每一项工作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底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结果要什么?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我们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年轻干部更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保持定力,处变不惊,从容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曲青山,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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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曲青山2019年04月15日10:4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这六句话是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 “不忘初心”的关键词是初心,“牢记使命”的关键词是使命。初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使命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了谁”,我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都是我们党立党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也涉及全党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因此,明确和把握好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深刻内涵,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三个维度对这个问题作一研究和探讨。一、从党的旗帜看初心和使命我们党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它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3]1921年7月,我们党一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在了党的旗帜上。[4]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到了党的旗帜上。[5]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到了党的旗帜上。[6]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到了党的旗帜上。[7]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到了党的旗帜上。[8]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五个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到了党的旗帜上。[9]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六面旗帜,而是一面旗帜。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流”。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的“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道统”。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创新成果,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让我们听一听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第一个维度。(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1]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2]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3]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大同世界”。这就是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最高纲领。(二)列宁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1897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15]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16]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下旬,列宁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指出:“革命前受压迫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应当摆在首位”。[17]此后他一直强调,党要通过满足工农群众的利益要求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1921年4月11日,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时强调:“如果我们由于偏见而不能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难,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信誉扫地。你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种改善。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18]1922年3月27日,他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还强调:“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19]在这里,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一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定要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继续奋斗。(三)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20]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备团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1]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22]后来这个演讲收入《毛泽东选集》,题名为《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3]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4]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25]从此,“为人民服务”被概括提炼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被写入党章。(四)邓小平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26] “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27]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28]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29]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0] “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之所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五)江泽民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32]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33]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就是党执政是为了人民。(六)胡锦涛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讲话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34]他说:“牢记党的宗旨,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格;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更好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35]2004年6月2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6]我们党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过上更加舒适的日子。(七)习近平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论断。[37]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通俗的语言,对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进行了具体形象生动的表述和概括。11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38]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9]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40]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命题。他特别强调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41]由此可见,从党的旗帜看,从党的指导思想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也是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思想理论优势,再加上它的先进的阶级基础、广大的群众基础,它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始终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敢于做、能够做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敢于战胜强大的敌人,勇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干成了大事,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上建立了伟业。[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3]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3页。[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页。[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页。[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页。[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6页。[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页。[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6页。[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15]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16] 《列宁全集》第2卷,第438页。[17]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18]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19]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32]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3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34]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35]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9页。[36]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188页。[3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页。[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页。[4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6页。[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页。 二、从党的历史看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历史时期用关键词来概括就是革命、建设、改革六个字。对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有这样几种概括性表述,第一种表述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第一件大事是为了救国,第二件大事是为了兴国,第三件大事是为了强国。第二种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第三种表述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3]党的历史的这三种不同表述,其本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这里,本文想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和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第二个维度。(一)第一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一大里程碑: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为什么会建立共产党?是怎样建立共产党的?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结论讲话中说:“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4] 4月21日,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大会工作方针报告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社会。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1921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24年的历史。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70多年时间里,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候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70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开党的一大时,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5]据考证,1899年,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一个名叫蔡尔康的人执笔的题目叫《大同学》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他翻译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三个字一模一样。[6]中国人见到马克思形象的画像是在八年以后,也就是在1907年,世界社出版了一本人物画册《近世界六十名人》,[7]那里边有马克思大胡子的画像。这就是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的了解。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70多年后,才被中国人所接受呢?这就是刚才毛泽东同志所讲到的,20世纪初的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件是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走路的速度加快了!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8]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9]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把这个道理讲透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所需要,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在五四运动中,从6月3日开始,上海的工人进行罢工声援学生,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是什么性质的党?现行党章中有明确规范的表述。但是,70多年前《解放日报》社论的一段话讲得很具体、很生动,笔者看了以后很有感慨,这里转述一下。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后,6月14日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11]讲得多么好啊!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党史大家胡乔木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12]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3]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28年里,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14]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目前,全国有名可考、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6万。[15]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牺牲的共产党员大约有几十万人。今年3月8日,有人在互联网上发了一组照片,题目叫《最美笑容:4位英雄刑场上面对镜头坦然而笑》,不仅感动了笔者,也感动了无数网民,跟帖人有数千人之多。这一组照片照的是四个人:第一张照片是1934年被日寇杀害的抗日英雄邓铁梅;[16]第二张照片是1938年初被日寇杀害的抗日英雄成本华,是位女同志,牺牲时只有24岁;[17]第三张照片是1948年9月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王孝和,牺牲时也是24岁;[18]第四张照片是1949年5月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朱大同(其真实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张照片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的。[19]他们四个人在就义前都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面带笑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笔者看完这一组照片后,马上就想起了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想起了1949年10月在重庆渣滓洞就义的革命烈士陈然。1898年9月,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可以逃走却没有逃走,他临死前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0]他在狱中墙壁上写了四句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1]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变法的成功,“我自横刀向天笑”!陈然牺牲时26岁。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我的“自白”书》。诗中写道:“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22]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革命成功,“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在死亡面前,这两个人在诗词中都写了“笑”字。在上述那一组照片的跟帖中,有这样一些帖子,写得非常好。这些帖子写道:“为信仰而死,也是幸福。”“为了信仰而死,值得。”“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看英烈们笑得那么洒脱,我却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能够穿透灵魂的笑!是多么浩气长存的笑!向我们敬爱的烈士先辈致敬!慷慨赴死,这些都是中国最美的笑容!”(二)第二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二大里程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3]这在我们国家政权机构的一系列名称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些名称中都有“人民”二字。甚至我们的军队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连货币也叫人民币。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如何站立住的,如何挺立住的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是我们党所肩负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但是,我们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敌视。他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入侵朝鲜,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否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稳脚跟和根基。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当天深夜,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24]10月2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25]10月4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出兵问题上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参加会议的人,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26]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不同意见。彭德怀同志到会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27]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8]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作战。[29]10月27日,毛泽东同志邀请正在北京的王季范[30]和周世钊[31]到中南海。在谈话中,他谈到了朝鲜问题。他的这段谈话对我们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有极大的帮助。毛泽东同志说: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32]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啊!同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美国进行较量,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当时的战争打的是钢铁。我们看看中美之间当时经济总量、军事实力、钢铁产量的对比,就可以看到两国差距之悬殊。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钢产量是8785万吨,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还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33]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仗定乾坤,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朝鲜战场,号称世界头号强国、拥有世界第一流军队的美国,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但最终还是被推回到战争的起点——三八线。[34]这个事实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给美国以严重教训。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维持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和平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都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我们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历史性巨大进展。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5]然而,就在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等,还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建成第一艘核潜艇,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研制成功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36]当时所取得的50多项科技成果达到和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正像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7]在这期间,我们还初步满足和解决了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几亿人的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要问题,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这29年是新中国的“三十而立”,为后来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四十不惑”奠定了基础。(三)第三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三大里程碑: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进行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38]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对我国发展落后的反思,是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反思。[39]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领导职务后,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前,是怎样思考和谋划改革开放的?梳理清楚这个脉络和线索,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会大有启迪、大有裨益。下面就让我们简要罗列一下这一时期的大事年表吧!年表记载: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60年代我国的科学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学水平的集中表现。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40]10月7日,他在会见日本三冈访华团时说:我们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41]11月17日,他在广东视察听取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问题。[42]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43]1978年3月10日,他在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4]6月23日,他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说:我们的发展停滞了十一二年,这个事实否定不了,落后的面貌也否定不了。认清了这个落后是好事。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有利,为什么不干呢?国际条件有利,国内条件也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设速度。[45]9月12日,他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46]9月16日至18日,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47] 10月10日,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是50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48]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振聋发聩地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9]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在全党全社会逐渐形成共识,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极大地“活跃”了中国、发展了中国。从1978年至2012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都大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0]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我国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日益增强。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51]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5%以上。多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之和。[52]我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53]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近100年历史的主题主线,就是肩负起了两大历史任务,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第一大历史任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我们已经奋斗了70年,70年中有40年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奋斗。历史表明,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看党的初心和使命。[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1页;《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19—520页。[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492页。[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8—292页。[6]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大同学》,《万国公报》第121期(1899年2月)。[7]世界社编辑:《近世界六十名人》,世界出版合作协会,1907年。[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1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561页。[12]转引自沙健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李腊生、刘明钢:《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6日。[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页。[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2页。[15]胡可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8年4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3期。[16]邓铁梅,1892年生,辽宁本溪人。九一八事变后,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并任司令,率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斗争,不断打击日军。1934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9月28日被日军杀害,时年42岁。[17]成本华,女,安徽和县人。详细生平有待进一步考证。大约生于1914年。1938年4月在和县同日军作战,被俘后英勇就义。[18]王孝和,1924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1948年任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工会党团书记,积极组织工人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展开斗争。同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9月30日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朱大同,1907年生,安徽萧县人,或为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同年4月5日因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被捕。5月11日被国民党杀害,时年42岁。[20]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46页。[21]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页。[22]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0页。[2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2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3页。[2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4页。[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5页。[2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5页。[2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05页。[30]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1950年11月任政务院参事。[31]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3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30—231页。[33]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376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1页。[3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第85、88页。[3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3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84、688、974页;《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548、602页。[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3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3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39页。[4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4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17页。[4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38—239页。[4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50页。[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77页。[4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9页。[4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2—373页。[4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0、381、384页。[4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8—399页。[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1页。[50]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1513亿元;按照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7695元人民币计算,约合59312亿美元。同年,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4792231亿日元,折合54742亿美元。我国由此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见《2010年GDP最终核实为401513亿元》,《人民日报》2012年1月11日;《日各界关注中国GDP超过日本》,《光明日报》2011年2月15日。[51]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52] 《挥写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深层次全方位开放纪实》,《人民日报》2018年11月4日。[5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页。 三、从党的擘画看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也有最低纲领和不同阶段奋斗目标。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现阶段纲领和现阶段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如何擘画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国家发展蓝图的。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第三个维度。(一)我们党对发展蓝图的擘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3]以及“小康社会”的构想[4]。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小康社会的构想,提出了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5]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6]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第二步到第三步之间,又规划了一个“新三步走”发展战略。[7]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8]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目标。[9]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10]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奋斗目标)。[11]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后一种概念是对前一种概念的形象和生动的表达。实现了这个奋斗目标,也就是完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们党肩负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两个阶段的战略性安排,没有提出量化指标,只是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但是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新的政治判断。理解这个判断可以有多种角度,就人民的需要来说,需要已经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而且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要。除了物质的、文化的需要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需要,比如公平、正义、法治的需要;还有生态方面的需要,比如对改善空气质量、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食品不安全状况的需要;等等。这里,笔者想起了孙中山的一段论述。1924年8月,孙中山在论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曾讲到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四种粮食:风、水、动物、植物。人类的生活,第一种是吃空气;第二种是吃水;第三种是吃动物,就是吃肉;第四种是吃植物,就是吃五谷果蔬。[12]他说,我们吃风每分钟是16次,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如果五天不吃水也必定要死。由于风和水虽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质,但是因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予人类,不另烦人力的,所谓是一种天赐。因为这个情形,风和水这两种物质,不成问题。但是动植物质便成为问题。[13]如果说90多年前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则也成为人们生活的新需求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蓝图的擘画,是与时俱进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笔者理解,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束,时间的长度大约是38年。(二)新时代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呢?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4]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5]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17]我们面临着各种严峻风险的挑战,这些风险挑战有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领域的,也有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18]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政治定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持续奋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三)信仰、信念、信心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19]信仰、信念、信心怎样生成,来自于哪里?孙中山曾讲过一段话,笔者读后得到启发。他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20]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南针、北斗星、导航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我们实现党的十九大宏伟蓝图的根本思想保证和政治保障。结束语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到24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时,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1]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参观一大会址展览时,给展览馆题写了这两句话。党的一大召开时,我们党只有13名代表、50多名党员。13名代表中最大年龄的是45岁,最小年龄的是19岁,平均年龄是28岁。毛泽东同志这一年是28岁。建党时,我们党是多么“简”啊!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有近9000万名党员,450万个基层党组织,[22]在近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执政。新中国成立也已经70年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以上,是美国经济总量的63%。今天,我们党又是多么“巨”啊!越是“牛”的时候,我们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3]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去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他在瞻仰时强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24]笔者认为,这正是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目的所在、意义所在。一位科学家在谈自己的人生感悟时说了这样几句话:万事万物都起于“一”。平凡的“一”,是一切伟大事业的起点。只有从“一”开始,不忘初心,才能到达“无极限”的未来。[25]笔者觉得,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指出:“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26] 要使人民觉悟,就要使先锋队先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包括每个中华儿女都是接力跑中的一员,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好成绩。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党就能凝聚起磅礴的力量,我们党就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1]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毛泽东增加了“现代科学文化”一项,表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4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4、111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3]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4]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大平首相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82页。[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6]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7]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9]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1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14页。[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29页。[12]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9页。[13]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80页。[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11页。[1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3页。[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5页。[1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1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1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0]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39页。[2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1页。[22]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4万名;现有基层组织457.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2.8万个,总支部29.1万个,支部405.2万个。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二〇一七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24] 《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25]说这句话的,是土木工程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孙伟。参见《“感动江苏教育人物”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 最美大学教师,这样感动学子》,《新华日报》2018年9月11日。[26]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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