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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来源: 《人民日报》2019年02月02日习近平: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两个轮子一起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摘选了习近平同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献,分十个专题,共计四百九十四段论述。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第五篇重点阐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分精彩论述如下: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8页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6页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3-14页什么是核心技术?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有决心,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有恒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点搞清楚。否则,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南辕北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11页要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总的是要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对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尊重科学、技术、工程各自运行规律,扩大院所自主权,扩大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对已经转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实行精细化的分类改革,实行一院一策、一所一策,有些要公益为主、市场为辅,形成产业技术研发集团;有些要进一步市场化,实现混合所有制,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有些要考虑回归公益,改组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任务。——《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考虑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要加快军民融合式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还可能引发学术不端。有的科研人员戏言,现在“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组织科学家们参加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基金项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这些东西把科学家捆死了。——《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学家。我记得当年拿破仑就格外重视科学家,在遭到敌人猛烈攻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科学家,因为他明白科技就是战斗力。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和支撑。要想让科学家多出成果,必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同时,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培养集聚人才,要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健全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要发挥好现有人才作用,同时揽四方之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条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日、24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三是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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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日前颁发

2019年01月10日12:5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本网消息:日前,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30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位点会议上,颁发了第八届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第八届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自2018年5月启动以来,截止到2018年7月31日。征文邮箱共收到参评论文45篇,其它遴选论文 ﻪ146篇,共计191篇。参评论文时间跨度是2015、2016年度CSSCI收录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其它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初评和复评,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共评选出9名论文获奖者。其中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获得一等奖;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和杨万山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杨德山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志刚副研究员等获得二等奖; ﻪ陕西师范大学黄正林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郑吉峰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魏继昆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张卫波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李茂博士和鲜于浩教授(已故)获得三等奖。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是中国第一个面向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的奖项,由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发起设立,旨在鼓励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作出优异成绩,促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繁荣发展。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供稿冯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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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军: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树军2019年01月24日09: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转折,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与邓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推动,这两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不可能顺利到来。一、奠定思想基础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客观地讲,粉碎“四人帮”后,要人们立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逐渐有所认识,并经常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到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两个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将是一条既继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路。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这种交锋便体现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也是不现实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大问题上,尽管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还是遇到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许多冤假错案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战线率先开始拨乱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绩,但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拨乱反正步履维艰。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两个凡是”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禁锢,为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严峻的现实表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实质上根源于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争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见分晓。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与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第一阶段,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出笼的1977年2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明确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邓小平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批评“两个凡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了。第二阶段,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在多种场合批评“两个凡是”,并给予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以明确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邓小平强调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强调实事求是,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的呼吁和推动下,人们开始思考: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提出了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判断真理的标准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要求抛开阻碍社会进步的僵化、保守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一切,实事求是地探索新的道路。这种要求终于通过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迸发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而涉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它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立即引来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批评和压制。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明了态度。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此后,邓小平多次找人谈话,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批评“两个凡是”。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时告诫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汇报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到东北三省视察。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王恩茂等人汇报后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再次批评“两个凡是”,阐明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大问题,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17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曾绍山等人汇报后,再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在邓小平坚决而有力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理论界积极参加这场讨论,而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负责人通过发表谈话、讲话或撰写文章,表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支持,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不仅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到这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已是四面楚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成燎原之势,然而,这场大讨论还没有完结。第三阶段,邓小平密切关注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及时发表讲话,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在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肯定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群众反映。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谈话。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很快在会上传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与会者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部门负责人认为再也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明态度。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并为自己辩护。11月27日,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上述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从11月28日开始,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解放思想,普遍地提高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与会者指出: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会者指出:我们要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主席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有的与会者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求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再掀波澜,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人们的思想认识尚未统一。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把握方向,在12月13日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深刻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后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路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尽管后来各地还搞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但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正确地解决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全会才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历史转折。这一切,都是邓小平积极引导、支持和推动的结果。二、确立会议主题ﻩ邓小平及时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被确定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根本性的转折,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此后不久,就改变了这一正确决策,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事求是地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加快经济建设、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点上,党内外并没有多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由此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看待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并由此涉及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与实践。历史发展至此已清楚地表明:如果仅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主观愿望,而不能真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不能正确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是非问题,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揭批“四人帮”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提出“抓纲治国”的“纲”,指的就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可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项工作,从表面看属于工作安排性质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对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挑战,是在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实行转移,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教训中,从中国丧失发展机遇、与世界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中,从对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战争可能延缓爆发”的准确判断中,强烈地意识到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敏锐地感觉到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已是刻不容缓的大问题。邓小平从对“纲”的思考入手,率先提出要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早在1977年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就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1月,邓小平在广州视察时明确指出: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1978年3月10日,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现在大的方针、政策,我看基本上理出来了。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地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到1978年下半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后,已有许多人意识到: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有所变化。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尽管还不能认为这指的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但说明当时确实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正从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提出重点转移问题,是在邓小平1978年9月的东北之行过程中。9月16日,他在长春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9月17日,他在沈阳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不痛不痒,没有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9月20日,他在天津听取“揭批查”运动的汇报时说:沈阳军区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有的单位没有什么问题,也跟有问题的一样搞,干部就产生厌烦情绪。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10%、20%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上述谈话是紧紧围绕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主题展开的。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归结为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说成是“最大的政治”,显然不属于工作安排性质的“转移”,而是属于全党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点转移”,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尽管邓小平这时没有明确使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词句,但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确定无疑的。东北之行以后,邓小平继续在多种场合强调要适时地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10月11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所说的“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指经济建设,就是指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对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宣告转向新任务即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现有资料说明,最迟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已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并决定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有三项:一是讨论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是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11月10日的开幕会上,华国锋在宣布三项原定议题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开幕会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策,认为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中央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适时的、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讨论中,与会者回顾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畅谈了对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的认识。主要的观点是: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过去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是伟大的、广泛的、艰巨的,在思想上也将有极其深刻的变化,并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将有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我们应当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克服僵化观念,站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前列。许多与会者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畅谈了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的打算。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际上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涉及如何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问题。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时,许多与会者注意到还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因此,在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要把“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解决好,继续平反冤假错案,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很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同时,与会者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全会相应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倡议,才使得原先只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增加了这项议题。正是这项议题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改变了会议的主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三、倡导改革开放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倡导实行改革开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调整产业结构。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抉择。面对这种抉择,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努力排除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积极推动打开国门,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他身体力行,多次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经济发展的脉动。仅1978年,他就先后四次出访,到过七个国家。通过出访,在加深对国际形势了解的同时,邓小平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拉大的差距,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为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央领导再次放眼看世界,促使对外政策发生积极变化,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同外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虚心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路日益明确。这种对外开放的思路,来源于对国际形势的符合实际的判断。邓小平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出发,对世界各种力量进行认真分析,进而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判断。1977年12月,他根据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我们可以争取更多一点时间的判断。他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这种看法,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强调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相比,有着很大的变化。面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意识地表达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1978年2月16日,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指出:我们愿意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不只派人到美国去考察,也派人到其他发达国家考察。这方面,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不少。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向外国学习,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把世界上能为我所用的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拿来,经过消化吸收,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能够在一个高起点、高水平上发展。对外开放固然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国内问题解决不好,对外开放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说: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3月10日,他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会管理。我们要学会管理,善于组织我们的工业。管理好坏,效果大不一样。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革。4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政策的积极变化很快转化为工作上的具体行动。中央派出大量代表团和考察团出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5月至6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西欧五国。临行前,邓小平于4月底找谷牧等人谈话,指示代表团在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从5月2日到6月6日,考察持续了一个多月。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于6月下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央建议: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各个代表团考察的成果引起邓小平的思考。6月23日,他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说: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国际条件有利,国内条件也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设速度。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格奥尔格·内格韦尔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如何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日益成为中央领导层关注的重大问题。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9月,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其中,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提出了有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充分利用外国资金的设想。全国计划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经济工作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这两次会议对于形成改革开放的方针具有重要意义。9月,在东北三省和天津视察期间,邓小平谈话的重点已不仅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着重强调: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且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正在建设中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的汇报时指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对这样的企业,不要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所有的引进,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我们就永远落后。9月18日,他在鞍山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关于改革,邓小平强调:不仅要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扩大企业和基层的权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要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所有不合理的体制。9月15日,他在哈尔滨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9月16日,他在长春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9月20日,他在天津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时,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针。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中央对实行改革开放的酝酿,特别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设想,对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与会者结合实际,分析了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闭关自守所造成的弊端。许多与会者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不少与会者提议: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对于改革的内容,与会者普遍认为:主要是改革从苏联学来的和自己土造的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密切关注会议讨论的情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11月16日,他收到胡耀邦转来的北京东风无线电一厂四车间的一位技术员的来信。来信对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一是解决会管理、不当家的矛盾;二是切实把岗位责任制建立起来;三是掌握管理的工具——统计;四是设立横—纵协商机构;五是发挥单项奖的作用和有条件地实行岗位津贴;六是加强产品设计管理。这封信反映的是一种来自基层的渴望改革的呼声,它表明改革开放已成为从上至下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邓小平阅后在来信上批示:“可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看看。”邓小平还密切关注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及时阐明自己的观点。11月26日,他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谈到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时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从建国以后到1972年以前,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分析。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个方针现在才能实行,在这方面我们全党全民是一致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改革开放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尽管在这时,改革开放的设想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实践上也刚刚艰难地起步,但按照邓小平所设计的思路走下去,中国必将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全会正式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四、确定指导方针邓小平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提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指导方针。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的指导方针,集中体现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不仅同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思考。如前所述,邓小平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者。因此,1978年10月他布置起草的讲话稿,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来展开的。当年九十月间,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虽然尚未见分晓,但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表态已经使天平发生了倾斜。10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说:真理标准的讨论差不多了。现在发的文章不少了,省委写的文章也不少了,问题不算已经解决,但这样的问题还得慢慢来,可以告一段落。10月14日,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又指出:我在东北的讲话,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看来,同“两个凡是”的争论现在不能算已经解决,要搞清楚思想路线是非,这一点决不含糊,可以召开理论务虚会“摆开来”解决,以便统一认识,但报刊上大张旗鼓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等理论务虚会开过以后,再印发他视察东北时的谈话,引导全党把注意力转到工作重点转移上来。所以,邓小平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实际情况是,理论务虚会没有召开,而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1月14日,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返回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开幕五天。11月1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11月19日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其中提出要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革不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于邓小平对讲话内容的基本设想发生改变,这份讲话稿没有被采用。邓小平根据新的思考,于11月底亲笔拟出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按照这份提纲谈了讲话稿的起草问题。显然,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已不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是转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问题,民主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邓小平之所以要改变讲话的主题和内容,是由这段时间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决定的。首先,由于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与会者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1月11日分组讨论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言拥护工作重点转移,但认为应解决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其中,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他提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并提议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中组部,中央应当在适当时候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都是当时党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他发言后,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几乎与此同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天安门事件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新华社的新闻通稿。由于陈云发言的带动,如今又受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与会者争先恐后地发言,提出了许多历史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错案问题;二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要求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是要求中央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审查。有的与会者要求中央对上述问题表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引起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于11月14日回国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与会者提出的历史问题。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并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作了答复。上述决定宣布后,与会者深受鼓舞,更加畅所欲言,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名道姓地进行争论。与会者在发言中又提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以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二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掀波澜。如前所述,在11月25日以后,真理标准问题再次引起很大争论。尽管绝大多数与会者对“两个凡是”以及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进行了严肃批评,但这场争论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许多与会者提出要解决人事问题。这次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陆续揭发出几位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人事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后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越发认识到这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与会者把注意力放在人事调整问题上。其次,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社会上出现了新情况。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全国反响强烈。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更是顺应民心,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北京西单等地,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其中有的涉及对毛泽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和重大历史问题的议论。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的汇报,邓小平谈了如何看待群众的议论,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这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再次,国际上对中国国内形势的看法出现了新的情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邓小平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2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客人们都问到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内部有无“权力斗争”和高层是否会出现人事变动等问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国内局势是否能够保持稳定,能否同中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上述新情况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前夜,仍有许多思想认识问题需要澄清,需要引导。历史遗留问题固然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不然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如果纠缠下去,势必影响工作重点转移,影响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正是这些新情况,引起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他新的思考。于是,一个新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明确,这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11月下旬,邓小平多次阐发这一思想,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11月25日和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他指出: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对于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也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及时给以明确的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邓小平在谈到对中央几位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在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有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他再次指出: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邓小平还多次会见外宾,反复说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以消除他们的顾虑。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佐佐木良作时说: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11月29日,他在会见竹入义胜时指出: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指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虽然是对外宾讲的,但谈话的整理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后,对引导会议进程和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发生的新情况,的确给邓小平带来许多新思考。他的思路已不再停留在工作重点转移上,而是要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紧紧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和现代化建设,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因为有了这种思路的变化,所以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抓住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从而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会既实事求是地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又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邓小平确定的会议指导方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综上所述,邓小平虽然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从他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重大影响看,他对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是后来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造中华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他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的名字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名垂青史。(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12期

中央党史研究室

闻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学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闻 言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出版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重大原则,阐明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主攻方向和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对于在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部专题文集,收入2012年12月至2018年12月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文稿72篇,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忠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总结经验,凝聚共识,义无反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部文集开卷篇是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讲话的要点,题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等重大论断,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本书的第二篇文稿,是习近平同志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内容依然是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通过回顾和总结历史,习近平同志启示全党: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部专题文集收入的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九篇讲话,以及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等重要时间节点和场合的讲话,都鲜明地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刻总结经验、不断凝聚共识、不失时机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的智慧和勇气。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工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习近平同志在全会上所作的说明,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习近平同志强调: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十八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分别对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研究并作出战略部署。这部文集收入的习近平同志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系列重要讲话,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都作出重要论述。这部文集收入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部分和其他一些重要文稿,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从本书的开卷篇到收卷篇,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决心和意志。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的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组长。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同志就此专门作了回答,指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本人担任组长,任务就是统一部署和协调一些重大问题,再把工作任务分解下去逐一落实。我把这叫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部文集收入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十九届三中全会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重大改革问题上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落实的情况。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促和推动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一千六百多项改革方案,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二、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把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重大举措就是围绕这个总目标展开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何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多年来习近平同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要求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制度建设的目标。后来,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后,在主持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看重的仍是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要解决好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在《为什么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篇文稿中,习近平同志立足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在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教训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邓小平同志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指向。对于什么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稿中也作了深刻阐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刻阐述总目标的内涵和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工程极为宏大,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来统领,使各方面改革围绕这个目标更加有序推进。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统领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适应了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在《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文中,习近平同志还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两句话作了深刻阐发。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习近平同志这些阐释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通篇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领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和鲜明特色。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在《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中,习近平同志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表现出一个成熟大国领导人的审慎和稳重。全面深化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既有利益格局变化,重大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实践告诉我们,有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有偏差,要扭转回来很不容易。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力求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不能随便“翻烧饼”。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时,又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那样就是僵化、封闭、保守。怎么办呢?习近平同志指出,这就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他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我们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要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要坚持和运用好辩证法,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研究和思考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必须科学认识改革的本质要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更加富有成效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等都作了深刻阐述。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我们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四、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破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取得了重大成果。抓重大制度创新,是习近平同志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着力抓好基础性、长远性、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收入的习近平同志的很多重要讲话都是围绕重大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开展的。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对此作了深刻阐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文集纳了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有关讲话内容,十九大后党中央考虑修改宪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十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也对此作了说明;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本书收入的《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有关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四篇文稿,对此作了充分反映。此外,对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等,习近平同志也都作了深刻阐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下决心解决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突出问题,就必须对体制和机构进行调整完善,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一重大政治决策,目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抓住有利时机,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同志对全会决定所作的说明和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全面阐述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等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变革,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可行的改革顶层设计。就是要下决心解决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五、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广泛使用的新概念。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概念与幸福感、安全感一起被写入了大会报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直接感受的语言表达,也是我们对全面深化改革规律认识的升华。《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题,集纳了一组习近平同志这方面的重要论述。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也贯穿了全书。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要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努力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很大篇幅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在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比如: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做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卫生与健康服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等等。六、勇于自我革命,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引领和推进改革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选收了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稿。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习近平同志在《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文稿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在《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等文稿中,习近平同志强调:现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习近平同志坚持问题导向,高度关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文稿,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发展等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领域成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对加强党对相关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领导》《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等文稿,对如何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作用作了深刻阐述。在本书的收卷篇中,习近平同志把“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的第一条,进一步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落到实处,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8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出版发行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以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讲话的要点《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开卷篇,以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文稿72篇,约31万字。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篇目介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18年12月这段时间内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文稿72篇。现将这部专题文集的主要篇目介绍如下。《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是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讲话的要点。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讲话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总方向就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是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说明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二、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三、关于讨论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是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是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强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什么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是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要点的一部分。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是2014年3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必须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要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方向这个根本,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是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新形势下,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是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法治领域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和强力部门,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各部门各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要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2015年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十一次、二十三次、三十次会议上讲话的节录。指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2015年3月24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是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2015年11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是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阐明了提高城市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的主张。指出:城市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当前的重点是推进规划、建设、管理、户籍等方面的改革。深化城市改革,包括推进城市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改革。《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是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确立起来。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小岗村,目的是看一看小岗村发展变化,听取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些问题谈了看法。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不能动摇。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人力资本,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加强产权保护。《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全民医保制度建设、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建设、综合监管制度建设等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一定要办好,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是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责任扛在肩上。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是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指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等几个重大关系,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是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坚定深化金融改革》是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加快,金融领域持续创新,金融体系复杂度、开放度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加快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健全保险市场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当前,重点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习近平同志文稿中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内容的节录。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四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是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六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七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是2018年1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强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目的是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通过修改使我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提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宪法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全党一定要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和重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是2018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目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抓住有利时机,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说明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决定稿和方案稿起草背景和过程;二、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的主要考虑和基本框架;三、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稿的重点内容。指出:总的看,这次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变革,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可行的改革顶层设计。《深刻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是2018年2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抓住有利时机,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对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新要求,总体设计、重点突破,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下决心解决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是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宣布中国在扩大开放方面,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经济特区要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是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和实干家。《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要坚持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要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我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要正确认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是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将在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郑重宣示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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