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广东当局派其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领所部第28、29、30等3个团及谭启秀独立团1个营共4000余人，分批抵达琼崖，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军事“围剿”。
蔡廷锴抵琼后，先制造反共、“剿匪”舆论，发布《剿匪条例》，而后采取各个击破战术，分兵三路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根据突变形势，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琼崖之东路、西路、中路势力会合起来，发展定安工作，夺取定安区域，作为琼崖中心根据地”；“切实整顿工农武装，将原来的工农红军编为一个师，东、西、中路各组成一个团”，农民赤卫队统一于红军各路指挥之下；在农村，继续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城市，继续开展工运、兵运，组织暴动，骚扰和打击敌人。但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来不及实行整编部队并向定安会合的计划，只好改变决定，号召“各路红军就地机动作战，军民配合，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存琼崖革命力量。”
3月下旬，蔡廷锴部第30团一个营及机枪连600余人，向东路乐四区中共琼崖特委所在地作试探性进攻。琼东县党组织在嘉积外围至乐四区必经之路上布下秘密监视岗和哨楼。4月，敌军一个连从嘉积经中原向万宁行动，红军事前获得消息烧毁木桥，在龙滚溪南面伏击敌人，全歼首批登岸之敌，缴获全部枪支、弹药。4月初，敌军第28团1000多人进犯文昌革命根据地，红军和赤卫队奋起反击，最后因敌强我弱而撤退。接着，敌军28团主力和师部教导营、特务连、独立团一部共1500多人袭击中共琼山县委所在地第十七区树德乡一带。中路红军和群众奋力截击，打退敌人，双方形成短暂对峙。与敌军激战一昼夜后，县委机关和红军突围到南渡江东岸，红军当晚向乐四区转移，冯白驹率领县委武装在琼山县坚持隐蔽斗争。4月下旬，蔡廷锴集结28团3营、29团一部和地方民团共1000多人，向澄（迈）、临（高）革命根据地进攻。琼崖红军总司令兼西路军总指挥冯平率领西路军民，在太平地区多次打退敌军进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被迫转移，部队在掩护群众渡河时，被敌人追上合围，伤亡惨重。冯平率部退到赤行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避实就虚，转战临高。
此时，琼崖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共琼崖各级组织仍然继续坚持领导海口、嘉积等城镇的斗争，开展工运和兵运，举行暴动，以策应和配合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28年4月13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尽管对琼崖的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但由于对琼崖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的估计，一再强调向海口等城市发展。中共琼崖特委在省委的一再催促下，5月3日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和省委指示信的精神，脱离当时琼崖实际情况，决定“马上扩大暴动，汇合东、西、中三路势力向上发展，完成全琼总暴动，夺取全琼崖。”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共琼崖特委遵循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和四月来函精神，作出扩大暴动、反攻陵水的决定，想通过扩大暴动和反攻陵水来扭转不利局面，结果招来国民党军疯狂的镇压。6月上旬，王鸣亚、王昭夷率领保安队、民团、土匪队伍近千人，向中共陵水县委驻地港坡进犯。陵水军民在县委领导下，顽强抗击，激战三昼夜，毙敌20余人。
6月中旬，蔡廷锴部第30团500余人，在陵水、崖县地方民团数百人的配合下，大举向中共陵水县党政军驻地马村进攻。中共陵水县委书记许邦鸿指挥军民据险反击，连夜突围到彭谷园。16日，敌人围攻彭谷园，陵水县党政军领导人许邦鸿、陈贵清、谢是位等率领300多名农军与敌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国民党军攻陷彭谷园后，又向东光据点围攻，黄振士率领幸存的40多名农军拼死抵抗，最后突出重围，退到西区亚清坡一带山地坚持与敌军周旋。
在西路，冯平等率领西路红军转战临高、琼山、澄迈一带，在西昌坡尾遭敌袭击，损失过半，被迫撤往西昌。西路红军尚存200余名，与西昌赤卫队配合，利用有利地形，迎击入侵之敌。敌人两个营及民团1000余人向西昌进攻。为了避敌锋芒，与敌周旋，指挥部决定由副指挥刘青云率领100余名指战员转移至定安县，剩下60多人，由冯平和符节带领，继续在西昌坡尾一带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以牵制敌人。5月上旬，冯平和政治部主任符节相继被捕牺牲。至当年夏秋，蔡廷锴收拢兵力向东路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化整为零，疏散到各地潜伏，协助地方党政坚持斗争，继续在农村与敌周旋。至此，琼崖军民第一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革命斗争进入低潮时期。
1928年5月，西路红军反“围剿”失利，冯平、符节（琼崖红军政治部主任）被捕，7月14日在澄迈县金江镇就义。图为临刑前的冯平（资料照片）
1928年5月，西路红军反“围剿”失利，冯平、符节（琼崖红军政治部主任）被捕，7月14日在澄迈县金江镇就义。图为临刑前的符节（资料照片）
琼崖红军反“围剿”失败，从客观上看，主要是敌强我弱。从主观上看，主要是“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共琼崖特委主要负责人受当时中共中央和省委“左”的“城市中心论”错误思想影响，在反“围剿”斗争中，盲目地执行省委关于要进行“最后决斗”“夺取海口”的指示，在组织上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削弱了对反“围剿”斗争的领导；在军事上，对反“围剿”局势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没有一套对付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硬打硬拼，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在思想上，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强大反革命力量的“围剿”面前，难免遭受严重失败。
（整理：丁洁 颜书明）